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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当事人本人明确同意,以“小海”为化名讲述该个案并公布,供大家探讨)& T% ]( K B) T. h! v: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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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充满阳光的照片发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眯着眼睛眺视前方,仿佛在思量着什么。尽管目光中带有几分忧郁,但整张照片依然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至少从第一印象来说,我不能把这样一个男孩与满是消沉的“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可是,他却很明确地告诉我,十年前他开始成为抑郁症患者,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服药。# v5 c+ J: i5 V
3 P6 r8 }6 @; q- j4 H4 Y 十年,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数字。我问到他的年龄,他却回答我24岁。也就是说,被确诊为“抑郁症”之时,他年仅14岁。我有些惊愕,因为按照心理诊断专业标准,对于未成年人的诊断要求是相当谨慎的。由于青少年本身处在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之中,出现情绪紊乱是很平常的事,因此一般至多只对青少年心理问题作“情绪障碍”的诊断。何以眼前的小海会在刚近花季之年时就被认为有如此严重的心理疾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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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起因则是源自一次偶然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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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喜欢班上一个男生 被很多人察觉了 生活一下子变了 我觉得世界好冷漠 也好恐怖 一下子崩溃了……”: P$ P1 C1 }7 Y1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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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这样对我表述道。单凭这个话,的确类似于七种抑郁症中第三种“反应性抑郁症”的表征,因为一个突发事件的精神创伤,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抑郁。久而久之若不能自拔,则成为抑郁症。一般来说,当面对一个突发事件时所产生的情绪状态,在心理学上称为“应激”。产生应激情绪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则是性格和本身的处事经验。假如面对该突发事件时,当事人具有丰富的处事经验,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不良的应激反应。但是,遇上小海当初那样的事件,对于一个时年仅14岁的男孩来说,显然是有些苛刻了。8 ?: O( c" ^: u0 |. ?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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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连遗书都写好了。”' [6 b) {0 f5 L0 p5 G' D' w: f
U% D: a( }; n 这个信息更接近了抑郁症的判断。有渴望通过自杀来谋求解脱的意愿,是抑郁症的经典表现。尽管他与那个喜欢同学之间的事由于被察觉而不了了之,但他的心境却并未因此得到调整。因为突发事件的应激不良,导致弥散性的抑郁心境充斥了整个生活,是反应性抑郁症产生的前提。若得不到正确的解脱或处置,最终将产生轻生的念头。% R/ x5 B7 V&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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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一步问道:“那你当时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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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崩溃过,就是晕过去了,”说着小海又补充了一句,“这是压抑开始后2个月晕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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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这是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标志时间限度。然而,当我问到他何时开始被确诊为抑郁症并且服药之时,他却告诉了我一个让所有的专业心理工作者都会大跌眼镜的回答:. C' Z2 c3 i1 L2 T0 V
& I) m, }& M) b “我记得在那件事以后两天就开始给我吃药了,说我是‘精神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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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中回想着与此相关的专业名词,确切地说应该是“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一般而言,抑郁症作为心理疾病与精神病有些较为明确的分界线,但在后者的基础上亦会产生继发性的抑郁症状。可是,当时年仅14岁的小海,真的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q. c; m" r2 _, Q7 V) u: m
% z+ I/ J" P$ `4 _% q 我反复询问着一些与精神病相关的信息,包括幻觉、妄想以及家族遗传史等等,小海都明确给了我以一一否定的回答。他更告诉我,在那件事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活泼快乐的男孩子,只是出了那件事,父母见他终日郁郁寡欢,才带他去看了医生,结果就有了这个诊断。同时,他还告诉我,直到现在,他都一直在服用医学界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氯氮平”,而没有使用其他相对更缓和一些的百忧解、多虑平之类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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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Q' _0 C, i+ @ b5 l3 R 我开始有些困惑了,现在并不能断定十年前的事实是否真的完全如小海所说的那样。但如果是,那么即使我翻遍当时还在使用的《CCMD-2》(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怎么也无法推导出他患“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的结论。直到小海向我说出了更多的隐情:4 b1 W( \7 H9 H6 t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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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告诉任何家人那件事,爸妈以为是我学习压力大,不适应新学校,说我读书多了,才这样的。而且,给我看病的人就是我的姑父,那是我们那里一家精神病院的院长,当时我姑父也问过我家族史之类的问题,但我爸妈都说没有的。”$ r. c9 z6 x+ _% ?0 D7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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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我的脑中一下子豁然开朗。如果说小海当时没有对诊断他的姑父说出造成忧郁的实情,那么极有可能就会导致对他的误诊。然而,作为把“同性爱”视为大逆不道的农村人,又如何能让他坦然地向带有亲缘关系的精神医生吐露真情?若说出实情,又如何能保证他的姑父不会当着他父母的面毫无避讳地抛开保密原则呢?- z8 ]& _- e; u3 M) _1 k8 r
9 l/ Q7 V- e9 {9 O! |$ m$ J 正是由于这种“亲人”和“心理医生”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常常有“回避给自己利害关系人做治疗”的惯例。之后他描述的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姑父虽然身为精神病院的院长,但并不懂得心理治疗技术。因此,在十年的时间里,除了不断地开出“氯氮平”以外并没有更多的作为,甚至于他没有及时跟踪小海的病情变化,只是一味地开药。6 p; i9 K: o6 h8 J( J+ k
% W, I5 _1 z% i D* m: |/ J “我曾经拒绝吃药,要求换大医院看,爸爸妈妈听信姑父的,不能随便换药,如果我不吃药,妈妈就伤心和担心。我为了他们心理平衡,我就听从他们,姑父和我们说,他用的是目前最好的药物,对我效果很好,换别的医生和医院还是一样的结果。妈妈还说找熟人比较保险呢。”" q' r) B& f4 x+ u-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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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偶然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把儿子的同性取向当成“精神病”来认定的父母强行将孩子绑到精神病院,结果精神病院竟然还照收不误的一个案例。精神病人的确缺乏意志自制力,因此往往拒绝任何形式的治疗,而这也让许多被误认为精神病的正常人百口莫辩。可是,当时的小海若真是明确表示只是想换一家大医院治疗,又如何能认定是抗拒治疗的精神病症状表现呢?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当然无权否定医生对于做出的医学诊断,但用我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分析很明显的错判,竟然在这么多内地所谓精神医生的眼中视为理所当然,这不得不让我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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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病现在没什么想法,因为奇迹能发生吗?我觉得如果10年还不能好,这辈子我就认命了。”0 F$ v- u. W5 V" k& O; U
- v# W g7 A, V$ C* i1 {! D 听到小海这种带有消沉的表现,倒让我为之欣慰。至少他是能够承认并正视自己的疾病。或许,如果当时他能够得到正确的心理和医学干预,他的问题可能不会拖到现在。只是,在目前的现状下,身为一个父母并没有多少文化程度家庭的孩子,他实在不能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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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u6 c! b6 i. H2 l 作为一名同性爱者,许多时候由于导致抑郁诱因的特殊性,使得常常不能坦率地表达,而一旦心理医生没有正确地处理这种阻抗心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错误的诊断。当我把小海的案例告诉心理学老师时,他颇为感慨地说道:+ k; g5 t4 e. ? q1 Z( g
. H2 D% \+ J1 A+ B5 F “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可能如果他在14岁时没有被贴上‘精神抑郁症’的标签,他的问题也不会持续十年之久。”0 g4 Y; `3 H& V- G5 b: d2 [
( C# y$ v( {2 m6 \7 R3 S# Z1 V 老师所说的,正是如同自验预言般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当你认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并以此给他不断的暗示时,他很可能会真的朝着这个方向越来越迈进。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小海姑父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服药2个月以后再出现晕厥、轻生等表现呢?而且即使如此,那位精神病院的院长也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跟进措施。+ ]8 k2 j3 o- z) x0 J- a" D* H) c
8 n1 H) i/ g5 [/ g7 ? “蓝色,真的很感谢你,或许我真的不能好起来了,不过遇见你是我的幸运。真的!昨晚到现在我还沉醉在你的理解中。你是个很好的知己,只有和你聊的才这样彻底、才不用修饰任何东西,才能有心灵上的解放吧。我把一切都看穿了,我变的坚强,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担心,我要努力活的好,并且为自己好起来而寻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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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番带有一些“移情”心理的阐述,我知道自己对他的问题是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的。我也清楚地告诉他,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只是我并没有对他姑父的诊断作更多的评判,个人建议他先行前往上海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心理医生的医学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判定他能否停止服用“氯氮平”的正确途径。站在心理咨询师的角度,这亦是我能够介入他心理治疗过程的首要前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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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v7 i- I. m& \ 结束了和小海的交流,我亦感慨万千。同志,真的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同感。遗憾的是,即使是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往往亦不能很好地遵守自己的专业守则。我通过文字的形式处理着因为他的个案所产生的几分反移情,希望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小海能得以早日康复吧。( j" i$ K1 O7 N( g! [$ e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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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对生活充满热忱的男孩!我愿与你一起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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