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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3 2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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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捏着一瓶拉米夫定片,小勇(化名)向老王建议:“去检查一下吧。”这种几乎所有艾滋病第一次抗病毒治疗方案中都有的药片,是小勇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地坛医院免费领取的。这是2008年的3月,他和他,已经在丰台区南苑乡的这个四合院里同居了7年。
# P4 x; N0 c R' y+ X和以往一样,老王拒绝了小勇的请求。
0 Q6 T! |8 ^, o( w与此同时,为摸清全国男男同性爱中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的61个城市,同时启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由卫生部主导的专项调查(以下简称“61城调查”)。调查分为三轮,历时1年半。
/ q7 z. f0 {' p$ H+ x0 Q5 h“全国男男同性爱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4.9%。”全程参与了“61城调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对记者说。3 x. y% I+ W; Z, O
2004年调查所得,北京市男男同性爱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0.4%,到2009年,这一数据在5年内翻了近10倍。而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至2009年为止仍在1%以下。$ [' _, J6 t: b$ H& d
“61城调查”完成至今,已经超过半年,依旧是“暂不公开”状态。“卫生部不会随意公开,国家也有顾虑,顾虑之一是为了防止人们将HIV感染和男同性爱人群划上等号,导致社会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歧视进一步加强。”一位参与过“61城调查”但不愿具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解释说。
" t, e9 N0 T; }3 r3 m4 N7 c小勇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调查,但他一直是报告里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个。7 G' G! x* q: F) E- i# X3 @) p
感染艾滋的“Money Boy”
1 O3 `! m- R7 t* e! ]“我们是一见钟情。”2004年初,小勇在北京某洗浴中心遇见了老王。
' \$ [. W! m6 P/ E: a% |, C% I这时的老王还有妻子和儿子,家里新盖的四合院让老王负债累累,小勇追求老王的方式是帮他还钱,“我就在浴池做MoneyBoy(依靠性交易赚钱的男同志)帮他还。”在3个月内,小勇频繁出入北京市的多个洗浴中心,每天至少都会跟一个顾客发生性关系。这段时间,小勇平均每个月可以挣1万多块,为了讨老王的儿子开心,“一千多块的飞机模型,我也给他买”。" @: D5 t3 u/ T8 l- {$ L/ F
在小勇做着全职“Money B oy”的时候,赵金扣博士正在为针对中国男男同性爱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常规监测系统初次运行做准备。这位师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既是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高级顾问,同时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61城调查”的筹备。与卫生部合作开展“中盖艾滋病项目”多年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61城调查”中也资助并参与了其中14个城市的调查。' ?' K" A9 G* d+ Q5 \9 C
“61城调查”之前,全国部分城市就做过类似调查。北京最早的一次男男同性爱艾滋病调查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同性爱之都)分校的崔京姬博士来到北京,抽查了酒吧、公厕和浴池里的481位男男同性爱,通过唾液检测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感染率3.1%的惊人数据。
9 t1 A% h7 z2 i" C" e$ N“从2004年开始,北京就建立了常规监测系统,每年一次,调查300到600个男男同性爱个体。”
% i1 {5 g( z8 G& a为了搞清楚干预工作最好在哪个环节进行,与赵金扣博士一起参与了常规监测系统建立准备工作的唐宇(化名),辗转打听同志洗浴中心的地址,并成了北京同性爱酒吧的常客。“连(同性爱)圈子里的人,有的都不愿意去,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因为工作去洗浴中心。”唐宇说。0 T, T! v9 T! u. D
为了不暴露身份,唐宇必须像去洗浴中心的正常顾客一样脱光衣服。同志圈里,30岁以上就算老年,但40多岁的唐宇依然会被很多人搭讪。“他们喜欢来浴池,因为这里很直接,就是冲着性来的。”一边推挡化解一边观察,唐宇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
! E/ h {! I, s( ^8 G洗浴中心的前台、吧台和更衣柜里都放置了安全套,供顾客自愿取用,但是真正发生性行为的地方却没有放,圈内人管这个地方叫“黑房子”。想要发生关系的顾客多半会来这里,房间有大有小,小的刚好容纳两人,大的可以容纳十几个人,里面没有灯,两人借手机屏幕的微光看一下对方模糊的轮廓,“觉得还不错,就发生关系了。”) L% U3 X, H( u# o
唐宇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黑房子”,小勇却是这里的常客。“除非顾客自己带。”小勇说,在洗浴中心的“黑房子”里交易时,是没有免费安全套提供的。
# C8 z5 z1 u2 C“我们不敢放,用过后残留着精液的安全套被随便乱丢,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一查一个准。”北京市某洗浴中心老板说。
5 m; ]' Q% u6 b M7 w# s2004年4月初,常规监测系统第一次运行。全职“Money Boy”小勇从同志圈子里的朋友处得知,地坛医院有一个检测梅毒和艾滋病的项目,接受检测的人还有钱拿,30块到50块不等。
5 D! G# S, H4 c" H% w2 k) X“我就是冲着钱去的。”小勇说。正是这次检测,让小勇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 \' T8 e0 \$ N4 y! z4 V$ }感染者5年翻了10倍* a* E) O8 A# _# @0 |
“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我人还在新疆陪客户。”小勇用6 个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受不了”和“不知道”。“受不了”的是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不知道”是做“Money Boy”而导致自己感染。
, V' D9 R( U1 @! X, a; H. V# Z0 r那一天,小勇坚持与客户完成了“交易”,交易过程中仍然没有使用安全套。
9 f! U& s& G$ Y& ]7 i6 S2 \* d“我是哭着给他(老王)打电话的。”得知自己感染,小勇一直在南苑公园流连。老王一直守在失魂落魄的小勇身边,为了照顾小勇,老王不得不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3 U0 p, \! `& v6 t2004年至今,赵金扣参与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常规监测系统的持续运行。每年的4月到6月间,都有一班固定的医护人员和同志圈里的志愿者守在北京市CDC旁边的“检测咨询中心”。除了洗浴中心的“暗访”,CDC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还一起展开“明察”。
6 Z9 r2 s5 M! X3 y) Z, w“我们说MSM(Men Who Have SexWith Men)人群,是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有感情,也有的完全是为了钱。”赵金扣博士向《新知客》记者介绍道,“而男同志之间的高危性行为,极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 _* e i) h8 @& }: `% ~0 Y在这里,高危性行为被定义为—没有使用安全套的肛交。1 e9 j& I% d7 }( A& V
男男性行为通常采取肛交的方式,肛肠的黏膜较薄,其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发生性行为时极易引起破损出血,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病原体从肛门或直肠的破损处侵入,直接进入血液。
* J7 X) p% k! ?2 c7 F为了估算北京地区有多少同志人群,参与常规检测系统建设的相关专家走访疾控中心、同志民间团体,摸清楚有哪些热门的同志酒吧和同志网站。在同志圈子内比较流行的固定日子,比如4月19日(419,for onenight,一夜情)、2月14日情人节,通过统计一些酒吧当天的客流量和网站的浏览量,估算该地区同志人群基数。( a( C) Q* ^7 Z4 `) k: B2 N M- s
但怎么样让同志人群自愿现身,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些人群被称作“难以接近的人群”,他们不会自愿现身。
( _) I7 u; w9 J0 q; ?' P“于是我们采取了‘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进行调查。”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调查方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京的调查工作中很快被采用。犹如“滚雪球”—通过同志组织里的志愿者,告诉身边的同志朋友,有这么一个检查以及检查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一个人劝说三个人接受,这三个人再发展更多的朋友接受检查。
1 L6 g5 E' B( ^7 T7 L6 S+ [小勇就是这样接受检查的。“我是2004年初,在检测咨询中心做的检查,主要检查有没有梅毒和艾滋病。”3个月内,像小勇这样来接受检查的男男同性爱有 300多位。
7 a7 D7 C) M8 Y, S0 K2004年北京市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男男同性爱中,艾滋病感染率是0. 4%。& k/ p2 ? p4 r& B0 P
小勇既是那300位当中的一个,也是0.4%当中的一个。
8 R1 O1 K9 ^0 Q8 s5 x7 p因为老王的债还没有还清,身为感染源的小勇,2004年到2008年之间,仍然在接待客户。“他们都是在洗浴中心认识的熟客,(感染)之后,我就很注意,戴安全套了。”直到2008年,小勇才正式告别“MoneyBoy”身份。
' @# s Y1 ~2 K# c+ Z" [! |而到了2008年时,常规监测系统运行得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男男同性爱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经攀升到5.0%以上。& U7 d' {- w, `6 t9 _
“有重复的人,但是不超过总数的10%。”逐年上升的感染人数令赵金扣震惊不已,“美国1981年报道的全国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男男同性爱人群中发现的,那个时候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达到2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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