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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生就有一种与环境取得平衡的倾向,这就是好奇心!( i* U2 |$ ?+ B" I
——皮亚杰(教育心理学家). E1 a1 O4 s4 |! E4 T- @$ ^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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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城的社会科学书架。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里,好不容易看到了那本《同性爱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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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次相比,这回仅剩下最后的一本夹在其他学术理论的著作之中,所以要发现它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我犹豫了再三,眼见四下无人注意,终于还是把那本书取了下来,仿佛自己是一个窃书者。9 ^8 d9 t& P; E2 T7 M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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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收银员把书翻了半天都才找到贴着条形码的地方扫入了电脑中,气得一把将书重重扔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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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贴的条码啊?讨厌!害我好找。”* s, ?2 c( e$ E0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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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贴的,畅销书嘛,当然要特别一点咯,”另一个男收银员笑嘻嘻地凑上来说道,望着深色的封底,眼神中带着几分特殊的神秘感,“才进货几天,就卖得剩这最后一本了。”/ C7 c$ P5 B2 K. D# g( A
( f U# R% ~) t: q; u8 k$ D+ h 如果不是他那后半句话,只怕那个女收银员肯定会数落他好一通,但此刻她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书的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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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书啊?同……性……恋……”1 E& Z# T8 ^3 s3 W( Q- n
+ c1 P q, w0 T6 e 等她读到第三个字时,声音已几乎轻得听不见了。随便,她竟然抬起头,用鄙夷的目光望着我。这一反常的举动让我骤然脸红了起来,继而习惯性地采取了我掩饰尴尬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掏出信用卡付了账,便再也没细看收银员们的反应,急急忙忙拿着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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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99年的夏天。! r" v i$ g, g h0 V J9 E) a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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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人们,听到“同性爱”这三个字还会带着一种莫名的异状。尽管与十年前相比,歧视的目光自然少了许多,可面对任何与此有关的人或事物,至少会抱以另类的态度。虽然张北川教授的《同性爱》和我手中的这本方刚老师的《同性爱在中国》在全国各地渐渐形成了热潮,但在上海这个商业化大都市的文化环境中,还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毕竟,在那时的精神卫生诊断标准《CCMD-2R》上,同性爱依旧被划为病态。% b( t( }7 x1 g/ ~ P)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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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那个比我年龄大不了几岁的男收银员看似顽皮的举动中不难看出,好奇心已开始驱使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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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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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了解我的朋友们,绝对想不到当年的我会有如此青涩的表现。而在那时,这本书的出现也第一次让我逐渐把自己与“同性爱”联想到了一起。只是,对于刚刚从教科书上看到几段描述这一现象的晦涩文字的我来说,即使接触了这本直观剖析这一人群的著作,也没有让我直接意识到自己就此将与其结下难以磨灭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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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V! M& g7 H X! Y: R “范老师,在国外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范围中真的有针对同性爱者的实务吗?”' L3 b& ]0 K m. m3 y5 @
* ^' p0 S4 ?- V+ {. y 看着社会工作课本上提到了实务领域,我迟疑了半晌,终于壮了壮胆向老师问道。( d' B! b$ ?& }( b9 g9 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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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社会工作学的范明林教授是位相当开明的老师,在他的课上很少有因为种种原因而做的避讳。应该说,大学教师给我的印象大多如此,而不像中小学里那些先生们总是谨言慎微,丝毫不愿意脱离书本和教学大纲的限制。或许,这就是和围绕着考试转的指挥棒密切相关吧。无论如何,大学的课堂上,的确给了我大量汲取自己渴望了解知识的机会,至少在我之后接触到网络世界以前,这是我所能便捷获取的唯一途径。' p* i- f/ ~/ y' ` V5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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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在香港进修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里的社工有服务同性爱者的。其实,在我们上海这个问题也很突出啊。”. I4 M* ^2 m& M( P( y* N
- v) r9 a8 G% ~/ u/ ~* Z 范老师的声音并不大,但却足以传遍教室。一听这话,呼啦一下围上了大片的学生,而且几乎全是男生。整个班级的男生数量不过十八个,现在这里的已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由于之前我和小锋的关系,不少人一边听着教授的解释,一边又向我投来了诡异的笑容。# ~7 n* |( l6 ^* x
; g# d6 e! c: L. e/ Q% ]% u “上次我在搞一个课题的时候,无意中知道了XX宾馆的咖啡厅是一个同性爱的据点。我向他们的经理了解了一下,他对他们还是很反感的,看见他们在就统统把他们赶掉的,他说自己很难容忍他们‘变态的表现’……”( t* c" _: G. v8 N& i, A6 P- t
0 Q0 A/ P) q6 D5 d 范老师一边列举自己所知道的上海各个据点,一边诉说着自己在搞学术研究时收集到的相关信息,由此也相互印证了《同性爱在中国》一书中相当晦涩地提到的上海那些同志据点的信息。不过,那本书里更多的内容是描述同性爱者本身的生活,极少提到外界对此的评价。似乎,那本书中所描述的同志人群,几乎完全是一个处在社会阴影下苟且生存着的群体,为大社会环境所忽略。而在老师的口中,我已经听到了普通人对于同性爱的关注,尽管是以极度贬义的“变态”来形容,继而用排斥、驱赶的方式加以应对,可至少这也是一种社会态度。8 v* H& L6 k" {: U1 l+ H
% _5 z% u+ N1 D+ Z 在方刚的书中,同性爱者们的活动场所,大多集中于三种场所:公厕、浴场和户外广场或花园、公园等处,后一类又被统称为“露天渔场”,而且作者尤其使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同志频繁出入于公共厕所以寻找伙伴的情景。虽然书中一再强调对同志没有任何歧视心态,但不免还是让读者把这类人与肮脏、丑陋的标签联想到了一起,毕竟厕所在大多数人心中是被视为污秽的象征,这是一种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社会刻教印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书中许多章节所阐述的内容,同性爱者的生活,几乎只是在围绕着肉欲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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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3 w4 o4 B 我翻了那本书的出版日期,上面写着1994年完稿,而此刻已是五年以后。也就是说,他所写的乃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同志生活。当我作为“80后”中的一员成长起来之时,这些作为“前辈级”的人物早已步入不惑乃至天命之年。同样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中国刚刚从意识形态极度保守中摆脱出来。就连去迪厅、牛仔裤之类如今视为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现象,在那时依然处于被质疑的状态,何况是至今仍未能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性取向呢?/ t8 F; T5 T9 F2 `: N1 {. V3 @
% z( B" O- h, d' E 曾经有一位精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历史状态的英国学者来学校演讲,当时我特地趁着这个机会向他了解了那个时期同性爱文化的状况。那种博士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极少有暴露的,我所了解到有极个别的被发现,最后也差不多是要没命的。”2 x, R* ]& o c) P" L5 x3 s7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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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社会制度极度苛刻的时代,那一代人耳濡目染了各种精神文化贫困下的人生百态,便自然而然形成了谨小慎微的风格。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完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最终“公厕、浴池、露天渔场”再加上后来兴旺起来的中老年人经常出没且价格低廉的交谊舞厅,成了这一代同志经常活动的地方,直到现在他们都固守自己的这些领地,且几乎不与后来的酒吧、蹦迪一族有什么接触。正是作为中国最早走向开放的城市之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将近十五年的特殊历史时刻,成了奠定他们活跃舞台的重要基础,最终成为上海同性爱亚文化圈层中相当独特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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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一开始我便很能够理解这一代的中老年同志,后来也不止写过一篇文字来解释他们生活行为所体现的文化现象。因为客观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取妻生子,当看到年轻一代在圈内风流快活的情景时,不免兀自伤感。然而,属于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也正是看到了这种令人倍感辛酸的景象,让我之后几年在参加公益工作时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别忽视这一群迫切需要关爱的服务对象,虽然他们与我所在的年龄阶层能够理解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对于在接触网络之前便对“同性爱”产生好奇心的我来说,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这种想法也造就了自己相当独特地通过接触这一类人群的活动场所开始踏进了这个被许多人视为神秘领域的文化圈层中,由此掀开了自己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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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h* n- r, \5 Y6 j8 i" l 望着这本我唯一能得到有关同性爱人群的文献,再反复思考着范老师在课堂上所传递的信息,直觉告诉我,如今的实际情况与书中所写的已有出入。于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促使我渴望了解真相,我手中的工具方法就是课堂上所学到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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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 [! U& H7 P+ W8 u9 l/ X 通过各种渠道的信息,我终于得知了当时最著名的那个街心花园,处于上海市中心三条小路的交界处。据说,这个地方的历史格外悠久,几乎可以追溯到上海解放以前,由此可见上海这一文化的源远流长。后来我知道,在圈内人的口中把它俗称为“小花园”,而一些常常在白天盘踞于此的MB 则把这里和另一晚上活动的广场并列戏称作“总公司”。. `( A: A; I- Z/ b1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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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改革开放伊始到90年代中这一时期,是同性爱文化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了过去的传统和外来文化之后,以新的面貌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与大社会环境也就是主流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从心理的角度,比常人更压抑自己内心需求和心理能量的同性爱人群在经历了长期封闭状态之后,急切地渴望释放和宣泄,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而表现出被迫服从于异性恋生活方式的态度,因此“安全性”就成了活动据点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经过长期实践证实其相对隐密性的小花园自然符合了这样的条件;从社会的角度,这种释放和宣泄又必然造成对于主文化的影响,即使再隐蔽,也难免会对社会规范造成一定的冲击,毕竟小花园也罢、公厕也罢,依然都是开放式的公共场所,由此就不得不和主流文化发生激烈的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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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H5 ~' l 据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是“小花园”地区治安问题最突出的时期,盗窃、抢劫、诈骗甚至是情杀案件层出不穷,许多了解这一场所的普通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是“屁精(对同性爱者的蔑称)们的花园”。按照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说法,长期的压抑造成了这些人内心极度的破坏欲冲动,从而无法克制地出现这些侵犯行为,即“死本能”的暴发。到了9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集中整治。这也对小花园的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90年代末,随着“80后”一代同志的兴起和与之相匹配的酒吧、迪厅等新同志活动场所的兴旺,它已无法再成为同性爱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了那些前辈同志们寻找自己为数不多能够获得的心理补偿的渠道。整个同性爱文化也进一步得到了调整,变得更能够适应了主流文化,而同样主流文化也更加能够宽容和接纳同性爱人群,由此渐渐将“同性爱”作为自己所属的各种不同差异文化之中的一种,也就是“亚文化”。2 g% d# {+ C! g" O,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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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同性爱和主流文化的这种交融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冲突、撞击到整合的一系列过程,这也正是社会学中所称的“文化震荡”,是任何两种较大差异的文化在接触时所经常会发生的现象。所以,其实作为一种文化而言,同性爱一点也不特殊。只是许多人对其不关注、不了解,才造成了那种神秘感罢了,而这也恰恰就是彼此建立互相信任的第一步。! H) Q4 Q- O9 h%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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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了解同志圈的那个时期,正是小花园及其周边环境的同志人群刚刚经历了主流社会的冲击而居安自危的阶段。这一点,使他们的活动隐藏得更深。这便造成了我切入的诸多困难,接连几次我都无功而返,哪里有什么同性爱者的影子?只是看到小花园内四散的老人们在悠闲地打拳、下棋或者闲聊,这令我几次怀疑自己信息的准确性。直到有一天,在与同学闲逛经过小花园时,不经意间一个从内窜出的特殊人物走进了我的视线:/ h0 ~3 u( v+ b$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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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而下来看,他的打扮并没有什么过于夸张的特别之处。一件广告衫上衣,下身穿着牛仔裤和厚底休闲鞋,染着一头卷曲的黄发。可是,无论从那个角度,都给人一种异样的体验。他的身材十分瘦小,混身上下的衣裤又显得格外紧身,这就更凸显了他的娇柔身躯。之所以用“窜出”来形容,是因为他的步速很快,但同时身形却很不自然地扭动着,还时不时用手去捋头发,举手投足之间也极度地呈现出媚态。如果不从正面观望,俨然就是一个许多常人眼中的弱女子。& I! s4 a9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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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几分注意,等到他回过身,我突然望见了他的眼神。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一幕:虽然他的外貌并不出众,可眼神中却能透出一股极为敏感的灵气。那种通常只有女孩才有的特质,让我的直觉在第一时间便提醒我:这是一个天资聪慧的男孩。5 q" c6 o/ z5 d$ ~
, Y6 H g, ^* V$ K: r 很可惜的是,他的一身装束并不十分协调和自然,似乎就像是为了刻意引起某一类愿意关注他的人的双目,同时又不显得过分另类而有心打扮的。尽管这算是一个比较智慧的举动,可却并不显得高明,至少令人本能地会感受到一种庸俗感。不过,应该说他的目的是相当彻底地达到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内心中早就存在的原始悸动已促使我成了为数不多把眼光投向他的人之一。我更不知道,短短两个月以后,当我再次遇到这个男孩之时,他就成了我正式的初恋情人。7 i2 P' S3 m4 a# C0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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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两年以后,当我与《同性爱在中国》的作者,时已年过儿历,且成为一名优秀心理学专家的方刚老师本人交流之时,他也向我坦然的承认,自己当年创作该书时,不免加入了一些年轻的激情,这既促成了他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十多部纪实文学作品,亦不可避免地让他在这些作品中带入了大量的浮躁心绪,致使许多内容未能细致和深入地加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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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些话,也给了我自身以由衷的警示,时刻提醒着目前如当年血气方刚一般年龄的自己不要重蹈这些覆辙,因为他的话很自然地牵动了我内心中对于过去那些同样是在浮躁支配下经历的同感。可是当我进一步提出希望方老师能对我在与同志人群相关的心理学工作和文学创作中给予直接帮助时,他却很意外地婉拒了我的请求。他的理由简单却出奇地深刻:9 B+ o& N* 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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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同志人群已经能自己起来照顾好自己。作为不是同性爱者的我个人,由于无法全面了解,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对你们并不利。未来的世界要靠你们自己唱主角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只能担当一个辅助者的角色。相信自己,你们会走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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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方老师对我说出这段话的时间又过去了整整五年。沧海桑田的变化,更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其意义所在。也许,尽管本身并非是同志,可在人格的成长中也同样经历过类似蜕变过程的方刚老师才能真正首先领悟到个中的奥妙所在吧。在许多支持同志公益的普通人中,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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